从丁士美状元的成功审视古今考试选人制度（转）

御书堂丁祖宏

                             从丁士美状元的成功审视古今考试选人制度

      明嘉靖三十八年，淮阴丁集人丁士美参加由全国三百名进士的殿试，而士美入选了前十名。然后由皇上定夺排名。士美的“策”“深惬帝衷”，从而被嘉靖帝钦定为状元。及第后，丁士美喜不自胜，立即给皇帝写了《谢恩表》，以表谢意。一时间，丁士美家乡乐翻了，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登门贺喜，丁士美的父亲更是喜得合不拢嘴，在丁士美赴京为官那天，光贺礼就收的堆积如山。他老人家不惜重金请来城里的淮剧班子、备上上等酒菜热情款待乡里乡亲。
     在“万类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的当时，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女要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的途经就是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有颜和玉，才有黄金屋。而在当时像丁士美苦读做官后这样秉性正直、不依附权贵、铁面无私载入史册的又有几何呀？像我们熟知的秦桧、赵祖鹏、蔡茂春这样的“昏才”、“庸才”也不乏其人。这也暴露出当时科举考试制度的褒贬。诚然，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给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所以，有人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统治者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也给统治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极大地提高了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这种“读书一考试—做官”程序，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也一时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借光”的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从而，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鼎盛繁荣。但由于科考内容单调，仅局限于儒家经义的范围，为此，广大读书人把“四书”“五经”看做入仕做官的敲门砖，在纸上大讲修、齐、治、平之道。再加上考试内容注重死记硬背，造成学生“死读书，读书死，书读死”现象，不但不能完全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且严重束缚应考者，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只要求墨守经义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这虽然达到了钳制人们思想，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高度一体化的目的，但扼杀了人们创造力和创新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趋于封闭保守，固步自封，造成了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严重后果。同时把从事农、工、商等行业或某种技艺视为卑贱或“下九流”，甚至把从事自然科学等研究也视为邪门歪道，使社会与经济生活相隔离，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正因为如此，丁士美所处的明清时期科考成了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可谓成熟之余陷入僵化,绚烂之极趋于腐朽。虽然丁士美先后三次负责科举考试，秉公为皇上选拔人才，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又是单枪匹马终究改变不了当时冒籍跨考等现象发生。所以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到了清朝末年被废除。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正因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后来出现为科举制“平反”现象。对我们当今考试制度选拔人才也具有实际有效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现在，从永远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话题——高考，到国家公务员考试和我们教师考编不一而足，这是对科举制度的继承和改造，但我们现在的各种考试中不仅重视应试者的实际能力，更注重他们的综合的文化素养和动手实际能力。试想，沿袭科考制度的现代各种选拔人才制度，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当时基本政治制度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考试制度，而那时候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的行列、成为统治者后，不少人出现苦心钻营，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恶性膨胀。他们凭借自己超出常人的智力，把做官当成自己敛财的手段和工具，给社会造成极大地破坏性和灾难。于丁士美同在翰林院做官的赵祖鹏和他恶贯满盈的乘龙快婿陆炳就是典型代表。因此，今天的各类考试既重“才”又重“德”的考查，做到德才兼备，做到为官后就要把自己的心力与智慧用于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不做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老虎”和“苍蝇”。
      在今天考试制度下，选拔的人才能思想过硬，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和操作能力。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以考促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积极创新的氛围。我相信，在批判性地继承历史上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今天，越来越多像丁士美一样“又红又专”人才一定会崭露头角，像社会传递正能量，造福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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